秦国虽然最终一统了华夏,但在战国初期,其实力并不突出。当时的秦国对关东诸国而言,依然被视为西部蛮族,处于相对的边缘地位。而真正的霸主却是魏国,虽然魏国后来的历史较为低调,但其在战国初期的崛起,是有深厚的根基和战略布局的。
魏国的崛起与魏武卒的出现密切相关。魏国能迅速崛起,得益于吴起改革的魏武卒,这支精锐的步兵队伍曾创造过令人惊叹的战绩:在一次大战中,魏武卒以仅有的五万兵力击败了秦国的五十万大军,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。根据史书记载,魏武卒出现后的三十年里,参加过72场大规模战斗,其中赢得64场,剩下的多半是平局,几乎无败绩。可见,这支部队的强大,足以震慑当时的整个战国。
然而,魏国最终却没能持续保持强势,特别是在孙膑通过马陵之战一举击败魏武卒后,魏国的国力开始急剧下滑。那么,魏国为什么没有重新组建魏武卒,再次塑造一支精锐之军来保卫国家呢?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历史学者。对此,先秦的著名儒家学者荀子给出了他的见解,而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吸取了魏国失败的教训,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战略。
魏武卒是战国初期的最强步兵部队。春秋晚期,随着战国纷争日益激烈,传统的军事体制已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战事。因此,变法成为了各国的必然选择。而魏国在魏文侯的领导下,实施了“李悝变法”,并由吴起负责军事改革,重点建立了“武卒”制度。此举的核心是建立一支以步兵为主的军队,而不再依赖于传统的车兵。在当时,车兵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准,但车兵的作战模式在面对日益激烈的战争时,显得愈发不适应。
展开剩余72%《荀子·议兵篇》中有记载:“魏之武卒以度取之,衣三属之甲,操十二石之弩,负矢五十,置戈其上,冠胄带剑,赢三日之粮,日中而趋百里。”这意味着魏武卒不仅装备了重型甲胄,手持弩和戈,还负有重弩箭矢和三天的口粮,能在半天内行军百里,显示了其惊人的作战能力。因此,魏武卒在当时是重装步兵,兵力强大,且训练和考核极为严格。
此外,魏国对武卒的待遇非常丰厚,激励措施也非常到位。通过严格的考核,魏武卒可以获得免除赋税的优惠,并且会获得百亩田地作为奖励,甚至家属也能享有相应的奖励。这种以“功名换土地”的奖励方式,使得魏武卒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,成为了魏国屡战屡胜的关键。
然而,魏武卒制度的强大背后,也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缺点,那就是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。由于魏国为武卒提供了丰厚的待遇,包括大量的土地和装备,这使得国家负担沉重,难以维持这一制度的长期运行。特别是,每个魏武卒的土地配额是固定的,随着武卒人数的不断增加,国家的土地资源逐渐吃紧,而随着战争的进行,武卒的装备和战斗力也需不断更新。因此,魏国的财政和资源负担不断加重,最终使得魏国在长时间的战斗中逐渐消耗殆尽。
此外,魏武卒的制度还面临着更大的问题,那就是土地的私有化。在李悝变法后,魏国推行土地私有化政策,这使得魏武卒的土地并非国家所有,而是长期由个人持有。这导致魏国的土地资源不断被私有化,进一步加剧了国家财政的压力。而随着桂陵之战、马陵之战的惨败,魏武卒的精锐老兵损失惨重,战后更是失去了大量的土地,魏国的国力迅速衰退,最终再也没有能力重建像魏武卒这样的强军。
相比之下,秦国的商鞅变法则在这一方面做得更为长远和务实。商鞅吸取了魏国的教训,设计了“军功赐田”的制度。不同于魏国的土地私有化,秦国的“军功赐田”制度规定,士兵的田地在继承时要降级,并且多余的土地会被国家收回,从而有效避免了土地资源过度集中。这个制度不仅保证了士兵的战功土地配额的可持续性,还避免了资源的过度浪费,使得秦国的军事力量能够长期保持稳定。
从这些细节来看,魏国的魏武卒虽然一时强大,但由于过于注重短期的军事优势而忽视了制度的可持续性,最终未能保持其强大的战斗力。而秦国通过商鞅变法,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,最终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,推动了秦国一统六国,完成了千古一统的伟业。
因此,历史上许多看似辉煌的军事力量,其背后其实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财政压力和资源问题。魏国魏武卒的衰败,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,它提醒我们:任何一个国家的强盛,都需要建立在稳固且可持续的制度基础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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