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5年12月23日,日本福井县敦贺市的“普贤”核反应堆在退役作业中发生高浓度放射性水泄漏,数人可能已遭受辐射。这不是一起孤立事故,而是日本近期接连曝出的第三起重大核安全事件——此前,福岛核电站检测仪造假、六所村后处理厂冷却水外溢,暴露出系统性管理失序。更令人忧虑的是,日本仍计划重启曾严重事故的柏崎刈羽核电站。核设施退役的阴影,正从技术问题演变为全球公共安全命题。
这起事件之所以关键,不仅在于放射性物质的现实威胁,更在于它撕开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:无论是核电站、化工厂还是炼油设施,其“退役”并非风险的终结,而是高危管控的新起点。当生产停止、设备停运,残留物、腐蚀管道与松懈管理交织,反而可能酿成比运行期更隐蔽、更致命的灾难。
全球范围内,类似教训屡见不鲜。2018年河北盛华化工气柜泄漏致24人死亡,根源正是检修前未彻底清除氯乙烯;2020年印度LG工厂苯乙烯储罐自聚放热,造成13人遇难,事发时装置已停工逾月;2016年美国埃克森美孚炼油厂在维修中因残留油气被点燃,引发大火。这些事故共同指向一个规律:设施一旦进入停用或退役阶段,监管注意力往往下降,但风险并未同步归零,反而因“过渡期模糊管理”而急剧上升。
技术上,高风险设施退役的核心挑战高度趋同:如何安全清空、去污、拆除与修复。国际通行的“五步法”——清空、检测、隔离、拆除、修复——已被美国EPA、欧盟IED指令制度化。美国要求企业提交《退役管理计划》,欧盟强制提交关闭报告,内容涵盖残留物清单、废物处置路径与环境监测方案。相比之下,许多国家仍缺乏强制性退役前风险评估机制,执行依赖企业自律,隐患由此滋生。
值得借鉴的是,中国已于2025年6月实施《核设施退役场址土壤中残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》(GB45437-2025),该标准参考国际原子能机构(IAEA)框架,按未来土地用途设定分级限值,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。这一模式完全可延伸至化工、石化等领域。若能制定《化工设施退役安全技术规范》,推行全过程数字化监管与第三方监理制度,将极大压缩“带病退役”的生存空间。
日本此次泄漏,是一记警钟,更是改革契机。设施的生命周期不应止于关停,而应延伸至彻底无害化。真正的安全,不在于 reactor 是否运行,而在于我们是否对“终结”保持敬畏。退役不是卸责,而是责任的延续;清理的不只是设备,更是对未来的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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